评论|什么是后期奎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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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都是作者基于个人阅读经验以及对有限的推理评论资料的整理写成，难免带有主观色彩甚至有主观臆断的成分，请读者们批判性阅读，如果对您有所启发将是我莫大的荣幸。

后期奎因问题的内容

法月纶太郎在其发表于《现代思想》1995年2月号杂志上的《初期クイーン論》（初期奎因论）中，通过借用柄谷行人的形式化理论研究了埃勒里·奎因的《希腊棺材之谜》、《Y的悲剧》、《暹罗连体人之谜》等作品，并援用“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提出了后期奎因问题的内容。法月并不是“后期奎因问题”一词的最早使用者，该词的最早使用者没有定论，但諸岡卓真认为笠井洁在其著作中的多次使用使后期奎因问题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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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月纶太郎

后期奎因问题是一个与形式化相关的大问题，通常我们可以将其细化成两个子问题：

    一.推理小说中侦探是否真正地解决了案件，这一点无法在作品内部得到证明。

乍一看十分抽象，但换一种说法推理迷们就会恍然大悟。这一条在一定程度上等于伪线索问题，通俗的表述是无论推理小说中侦探构建多么严密的推理，侦探都无法完全确认线索的真伪，因此无法得出唯一正确解（至少无法证明）。 推理小说作为一个封闭体系，内部呈现给侦探的线索都默认为真，或者有直接的线索提示其为假。在案件侦办的过程中，无论是现实还是小说，对经过一定程序检验的线索都会默认为真，但小说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决定性的区别，现实中默认为真的线索是开放的，可以被无限检验，因此即使现实中也存在办错案的情况，但真相永远是可到达的。而小说中默认为真的线索是作者设立的，只要作者愿意，他甚至可以在案件尘埃落定后再加一页，说上一页认罪的凶手其实是在顶罪，实际上还有一个幕后真凶。

举个例子，一本推理小说讲述了A杀害X的故事，嫌疑人有A、B、C，侦探Y登场，推理出了A是真凶，读者本以为故事就此结束，但是小说最后一页突然插入B的自白，B自述他经常给A投药使A产生幻觉，并利用A对X的恨意栽赃A。这种情况下，无论前文中侦探Y的逻辑推理如何严密，Y使用的线索看起来多么无懈可击，B，或者说作者，都可以恣意地宣布无效。为保证读者的阅读体验，作者通常会在前文中设置能指认伪线索的线索，但是指认伪线索的线索又如何保真呢，这就形成了无穷倒退。

    二.侦探对事件的介入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事件。

这一条强调侦探的非外部性。古典本格中常常会见到“安乐椅侦探”的形象，“安乐椅侦探”只要躺在摇椅上听相关者讲述事件就能推理出真凶。“安乐椅侦探”的设定一方面可以突出侦探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慧，另一方面也巧妙地避开了侦探对案件的介入。那么为何侦探对事件的介入会构成问题呢？论理性的解释是产生了自指问题，侦探作为事件的一部分却指向事件全体，这是一个罗素悖论式的问题。通俗地解释是侦探对事件的介入可能会被犯人纳入杀人计划的一部分，甚至我们推向极端——正是因为侦探的介入，事件才真正意义上地发生。

法月在《初期クイーン論》没有就这两个子问题展开详细论述，法月的问题意识是“本格推理小说的无根性”，严格来说要准确把握后期奎因问题还得回到《初期クイーン論》。（感兴趣的朋友请继续关注上海大学推理研究社，我们未来会推出《初期クイーン論》的民翻）。

小说作品方面可以阅读麻耶雄嵩的《独眼少女》。笔者认为《独眼少女》将后期奎因问题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保证读者的阅读体验此处不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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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耶雄嵩《独眼少女》

后期奎因问题何以问题化

为何后期奎因问题本身构成问题呢？比如笔者批评现在的科幻小说技术性描写不足，科幻小说爱好者们多半会不以为意，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我们讨论后期奎因问题的必要性在哪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简单回顾本格推理的理论史。笔者参照法月在《初期クイーン論》中的论述，以范·达因-奎因-法月纶太郎的脉络进行解释。

提到范·达因，可能许多推理迷都会立刻想到“范·达因二十准则”。根据笔者的观察，二十准则目前广泛地被非推理迷用于炫弄才学，推理迷们都清楚二十准则早已落后时代，当然这决不意味着范·达因的理论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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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达因

范·达因在大量阅读推理小说后意识到推理小说是一种与恋爱小说、科幻小说一样的独立娱乐小说体裁。范·达因面对当时野蛮生长的推理小说，产生了将它们规范化的想法。范·达因敏锐地觉察到推理小说的游戏性，并把“解谜游戏空间”视作推理小说的规定性。既然推理小说是一种承载了谜题的游戏空间，自然推理小说的写作原则应是“公平竞争”，那么如何实现公平竞争呢？当然得导入规则，因此“范达因二十准则”应运而生。如果我们孤立地看待二十准则，我相信任何推理迷读过二十准则后都会哑然失笑，只有当我们把二十准则放在范·达因的理论体系中考察，才能准确把握二十准则的含义。

范·达因的“直觉主义”立场同样重要，“直觉主义”一词取自布劳威尔的“数学直觉主义”。“直觉主义”立场是指“推理小说中的要素应与现实中的对象相符”，即现实中不存在的、不可能的，不能在推理小说中书写。这种现实符合性立场直接否决了幻想元素与推理小说结合的可能性。“直觉主义”不仅扫射了设定系推理，现代本格中许多仅在纸面上成立的诡计也被排除在外。范·达因为推理小说制定了严格的规则，正因为过于严格，不利于推理小说的发展。这套严格的体系随后被奎因扬弃。

不同于范·达因的直觉主义立场，奎因开发出了一套自己的评价体系。奎因从推理小说中提取出了“情节”、“悬疑”、“意外的解决”、“解决的分析”、“文体”、“性格描写”、“舞台”、“杀人方法”、“线索”、“公平游戏”共十个要素，每一项最高分十分，满分一百分给推理小说打分。直接看可能看不出奎因和范·达因的理论差异，举个例子就能理解。在范达因的立场上《罗杰疑案》是完全非法的，而奎因却在“意外的解决”、“线索”、“公平竞争”三项评价指标上都给了满分。法月认为奎因采取的是“逻辑主义”立场，只要故事符合逻辑就能书写。推理小说的“逻辑主义”立场也一直延续至今。

奎因在他的写作生涯的后期遇到了新的问题。奎因有一个写作习惯（这个习惯被后世沿用），他会在推理所使用的线索都全部呈现给读者后，在故事中插入一页“给读者的挑战书”。奎因以侦探（作者）的身份，向读者提出自称“公平对决”的挑战——线索你已完全掌握，你能否自行推理出真相。然而“给读者的挑战书”却在奎因后期的作品中不见踪影。为何奎因舍弃了这种做法呢？

对于奎因的疑难法月套用了“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来解释。虽然有很多评论家批评法月根本不懂数学并且曲解了柄谷行人，但此处我们先悬置判断，看看法月是如何解读的。为方便理解，我们直接选取“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第二定理。第二定理的内容是“如果系统S含有初等数论，当S无矛盾时，它的无矛盾性不可能在S内证明”。按照法月的理解，“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证明了形式系统的无根性，引申到推理小说就是作为一个构筑性的解谜游戏空间的推理小说是无根的。而伪线索问题早在《希腊棺材之谜》中已初见端倪，正是因为奎因意识到了“公平竞争”是不可能的才忍痛割舍了他独特的写作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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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勒里·奎因《希腊棺材之谜》

通过这样的脉络梳理，我们发现法月的问题意识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推理小说理论发展的渊源。这一节我们主要谈论的是后期奎因问题诞生的内部因素，下一节我们将谈论它的外部因素。

世界系与新本格

为何法月会在九五年这个时间点将本就存在于奎因作品中的问题再次问题化呢？批评家东浩纪在其著作《セカイからもっと近くに——現実から切り離された文学の諸問題》中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解读视角。

在正式进入东浩纪的观点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什么是“世界系”。世界系（セカイ系）一词最早由槻矢いくむ于2002年使用。起初“世界系”被用于嘲讽当时的ACGN作品中广泛存在的“叙述者将自己目之所及的领域夸大为整个世界”的现象。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品是EVA，所以早年世界系又被称为“后EVA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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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福音战士》1995版海报

文化界中最早注意到“世界系问题”并出版相关著作的正是东浩纪。按照东浩纪的定义，“世界系”是指主人公（“我”）和女主人公（“你”）之间的关系性问题（“你”与“我”），毫无阻隔地与“世界的危机”、“世界的终结”此类抽象的大问题直接相连的作品类型。东浩纪将“世界系”的图式以近景/中景/远景的方式区分出“你”与“我”/社会领域/世界的危机三个层面，并用拉康派精神分析中的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比拟。夹在中间的“社会领域”通常会被“方法论式”地淡化，世界的终结从而直接和“你”与“我”的小物语短路。世界系的代表作有：新海诚《星之声》、高桥真《最终兵器彼女》和秋山瑞人《伊里野的天空、UFO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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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之声》

为何东浩纪在论述世界系的作品中单独拿出一章来讨论法月的后期奎因问题呢？东浩纪认为世界系的核心就在于“你”与“我”的小物语和世界性的巨大荒诞幻想的短路模式，而这种模式与新本格同构。

1987年绫辻行人《十角馆事件》的发表标志着新本格运动的开始。在此之前，日本的推理文学界被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作家占据，他们热衷于通过推理小说表现社会问题、探究人性，并轻视犯罪诡计。而新本格运动正是对“清张魔咒”的激进反叛，以当时京大推协成员为代表的新世代的推理小说作家们不仅力求回到古典推理小说的解谜模式，甚至更进一步，让整部作品都为解谜服务，其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就是设置仅作为杀人工具而有价值的建筑。现在我们谈到推理小说时脑海中浮现出奇形怪状的建筑图，便是新本格运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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绫辻行人《十角馆事件》

现在回过头看，是不是觉得新本格和世界系有相似之处？世界系中你与我的小物语对应新本格中侦探的解谜推理，巨大荒诞的世界危机幻想对应新本格中庞大复杂的诡计和场景。

这同时提示了我们之前未谈及的世界系的潜在维度，一般的故事中“你”与“我”的物语往往是被外界环境的变化驱动。但是在世界系的故事中，世界反而是为了完整“你”与“我”的小物语而被动实现，隐隐有着康德意义上对象向主体符合的意思。新本格在这一点上尤为显著，为犯人犯罪、侦探解谜而存在的毫无现实性意义的十角馆、迷宫馆们和各种离谱的机关、诡计，无一不是该特性的体现。

“世界系难题”的诞生和二十世纪末日本的公共事件、政治风景和文化风潮高度相关，这方面的内容和关于“作为世界系难题”的后期奎因问题的论述可以参照东浩纪的原作以及日本现代思想的相关著作，限于篇幅不再展开。从结论上来说，法月最终以自己的方式“战胜”了后期奎因问题。但是对于受法月启发的一众推理小说作家而言，这个问题远没有结束。

“后真相”的继承

随着时代的变迁，后期奎因问题失去了它诞生时的语境，九十年代的日本只存在于历史中，何况我们还身处异国。我们是否应对后期奎因问题置之不理呢？正如许多作家和评论家说的那样，后期奎因问题放着不管就好，无视后期奎因问题一样能写出优秀的推理小说。在笔者看来最后一句或许是对的，可即使后期奎因问题失去了诞生时的社会语境，它仍然重要。如果我们考察近二十年的本格推理小说，我们会发现后期奎因问题已经化作本格推理文学内部的构成性问题并持续地施加着它的魔咒。

2018年，两部“特别的”推理小说被引入简中，分别是《虚构推理》和《推理竞技场》。这两部作品的引进向我们展现了日本本格推理小说界的新潮流——“后真相”。简单来说“后真相”是本格推理小说的新兴子类，表现为不再注重案件真相。

以往的推理小说都十分注重真相，多重反转的设置多是为了凸显真相的意外性和到达真相的过程之曲折，换言之真相是作品中等待被完成的目标，也是最后的目标。但是对“后真相”而言，这个目标被取消，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令人瞠目结舌的解答数，例如号称有十五重解答的《推理竞技场》。虽然为了故事完整性，作者在最后设有最终解，但是真相的目的论层面的意义已在不知不觉中被十四重伪解答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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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黎一郎《推理竞技场》

当然解答数并非判断“后真相”作品的标杆，侦探形象的变化也是“后真相”的特点。为与“后真相”相适应，侦探被重塑，作者剥去了侦探的神性外衣，将他贬为“我们”之中脑子转得相对较快的普通人。在“后真相”作品中，人人都可以成为“侦探”，因此“侦探”的解答自然是可错的。在自称“公平竞争”的棋盘上，读者的对弈方——作者，他手头上那个行走规则任意的，名为“侦探”的棋子不再被允许。米泽穗信的《算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故事中十二个人被招募到一个封闭场所展开杀人游戏，每人都有一个杀人工具，并且可以随时对案件展开推理指认凶手。无关真相，只要“侦探”获得足够多的来自其他成员的赞同票就可以把被指认者关入“牢房”。正确指认的侦探和逍遥法外凶手都能获得巨额的金钱奖励。在这个故事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侦探，侦探推理的出发点从解决事件转变为本作中的“搞钱”，真相自然不再重要。角色们眼里只有钱，用胡编乱造的推理说服别人，把碍事者关起来，搞到钱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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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泽穗信《算计》

作为推理迷的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后真相”呢？我们大可学习评论家的方式从时代变化，尤其是用信息时代的到来把握“后真相”。如《本格ミステリの本流》中渡边大輔对《虚构推理》的解读。可是如果我们转换视角，从推理小说内部寻找线索，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后真相”正处在后期奎因问题的延长线上——按照笔者的个人理解，“后真相”的诞生正是由于读者与作者对本格推理的无根性产生的不信任感的二次爆发。

后期奎因问题看上去是一个无解的问题，那么随着时代精神的变化，后期奎因问题伴生的“不信任感”还会三次、四次爆发并孕育出新的本格推理子类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现在有很多本格推理作家都在有意识地书写，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的麻耶雄嵩以及出身于复旦推协的旅日作家陆秋槎。陆秋槎在她的新书《文学少女对数学少女》中借用数学理论，采用作中作的方式探讨本格推理的可能性及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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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秋槎《文学少女对数学少女》

我相信随着本格推理在国内的推广，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和作家意识到后期奎因问题，并为其理论发展添砖加瓦。

萌发于异国的种子会在我国的推理文学土壤中结出怎样的果实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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